年，阿拉伯半岛的阳光毒辣得像要把人烤干。
这里是宋建国工作的第三年。放眼望去，除了黄沙就是正在建设的石油管道和巨大的储油罐。气温常年逼近度，连吹来的风都烫脸。宋建国穿着厚厚的工作服，趴在一台趴窝的卡特彼勒挖掘机底下，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又干，结出一层白色的盐霜。
这里没有酒，没有娱乐，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少。工友们下班后大多聚在一起打牌、吹牛，缓解思乡的苦闷。但宋建国不凑那个热闹。
他住的集装箱宿舍里，床头永远堆着一摞书。有国内寄来的最新的汽车维修期刊，也有英语字典，甚至还有一些文学名著。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，这些书是他精神的氧气。
每当夜深人静，沙漠上升起巨大的月亮，照得沙丘惨白一片时，宋建国就会想起几千公里外的宋庄村，想起刚出生的儿子宋子文，想起那群兄弟。
与此同时，几千公里外的山东沿海，暴雨如注。
周厚福正穿着雨衣，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守在他的虾塘边。他辞职了，把所有的积蓄甚至借来的钱都投进了这几十亩水面。
“老周，增氧机停了！线路跳闸了！”工人在风雨里大喊。
如果缺氧，这一塘虾明天早上就会全部翻白肚，那他就彻底破产了。周厚福二话不说，拎起电工包就冲进雨里。他是全县最好的电工，这门手艺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。他在泥水里摸爬滚打，手被划破了也不觉得疼，终于在半小时内排除了故障。
当增氧机重新转动，翻起白色的水花时，周厚福瘫坐在泥地上，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。他是个老实人，但这几年被逼得学会了dubo——拿身家性命跟老天爷赌。
而在城市的另一头，霓虹灯闪烁的包厢里，马国栋正喝得酩酊大醉。
这一年，马国栋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三次创业——倒腾影碟机。前两个月赚了点钱，结果因为进了一批假货，被工商局查封，还要赔一大笔款。
“怕个球！大不了从头再来！”马国栋把酒杯狠狠摔在地上，搂着身边并不熟悉的生意伙伴，“我马国栋这辈子，就是折腾的命！”
他声音很大，震得麦克风嗡嗡响，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慌乱。回到家，面对的是第一任妻子的冷脸和那张即将签署的离婚协议书。他是个讲义气的大哥，是个豪爽的朋友，但在家庭里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
这一夜，宋建国在沙漠的孤寂中入睡，周厚福在虾塘的惊恐中守望，马国栋在酒精的麻醉中逃避。
他们头顶是同一片天，脚下却走着截然不同的路。